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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学生的态度就开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试的学生一看我讲的跟考试没关系，就开始做其他科的作业；一部分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到底还是觉得新奇，还是勉强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你想这样密集的流派、理论、人名、书名的轰炸，学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飞机才怪！
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我自以为真理在握，一站上讲台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
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居然会跟他们讲兵器知识讲战争侃武侠聊足球！有的学生恼怒地说：“谁听他的，听都听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
新的震撼：从学校到社会
由于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我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离开自贡到了广州。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我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新思想的了解。
到了广州之后，我首先寻求的是在报社工作。现在在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
虽然自己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固然是一个基础，但却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因为一般的工作都用不上这么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一方面因为我相关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我很失败。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可我学了十年只会读却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但我还是庆幸我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因为该网站招聘的是足球频道的编辑。
从重书本和知识到重能力和实践
这次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我只考虑了极少数学生的需要，而基本没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角度考虑过问题。我是给了学生真知，但也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了吗？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社会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大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4月到6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同时，我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陈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怎么跟人打交道？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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