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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来，眼看着一个个家庭被孤独症患儿拖垮，一对对夫妻因为不幸的孩子劳燕分飞，她很早便认识到政府成立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必要性。“一方面，孤独症儿童如果无处接受治疗，终将是社会的包袱，早期接受训练，他们就有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个孤独症儿童背后站立着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政府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为此，她无数次地奔波在省残联、市残联、省教委、市教委之间，报告年年打，年年送，却始终未果。理由很简单：孤独症儿童并不属于残疾人的范畴。她曾试图在山西省儿童医院成立一个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可院方的顾虑让她不得不打消了念头：“数百平方米的场地从哪里来？收费如何收？人员如何配置？”
12年来，她的治疗理念只能是：把训练手段当成作业留给家长，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孩子。
一位孤独症患儿妈妈的救助试验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阿―姨―”，“阿―姨―”……4月19日下午3点，董天郦在自己租用的训练场地里，陪一对孤独症儿童的父母，艰难地训练着孩子的发音。她左手捏着一小块饼干，右手搂着孩子。饼干是这个孩子最爱吃的东西，这一小块是“勾引”他叫阿姨的“诱饵”。她每把饼干靠近儿子的嘴唇一次，就说一声“阿―姨―”。孩子不叫，她就把饼干拿开。但孩子对此听而不闻，看都不看她一眼，双眼只紧紧盯着饼干，嘴里发出动物般歇斯底里的尖叫，脚乱跳，双手本能地拼抢，抢不到，就用头撞董天郦的胸口。一旦饼干触到嘴唇，他就伸舌头舔一下，因为吃不到，尖叫更加猛烈，撞头的力量更重，跳脚的频率更高，甚至急得流下了眼泪。
看着孩子着急的样子，父亲暗暗地抹了一下眼泪。但董天郦却“温柔地坚持”着，她告诉孩子的父母：“如果妥协，他会得寸进尺。你们就要做‘法西斯’爸爸妈妈。”
整个下午，孩子两次开口叫“阿姨”，看上去，董天郦简直就是一名孤独症医学专家。事实上，她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个7岁孤独症男孩的妈妈。5年前，发现儿子罹患此症时，她也曾彷徨、无奈、痛哭甚至绝望。但她很快振作起来，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接受专业培训，自己收集资料，学习国外先进的脑功能康复训练方法，学习营养学、幼儿心理发展、心理学，她甚至因此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为了全心全意照料孩子，爱人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全家的开支都仰仗董天郦的工资。而她每接受一次培训，就需要花费上万元。在四处求治的过程中，董天郦结识了数百个孤独症家庭。2005年8月，她发起组织了一个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在小店区大马村租了一间大房子，与几个孤独症家庭共同训练孩子。很快，这个协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家庭的加入，在这里，接受训练的孩子有三十多个，其中，5个康复较好的孩子已上了小学，“有一个还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
如今，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加上协会已背负了十几万元的外债，董天郦不堪重负，已决定解散协会。“协会解散了，我会继续学习，编写一些孤独症儿童教学的教材，希望对更多的家庭有用！”
一所民间特教学校的试水之行 入不敷出，学校停办
就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民间人士已认识到成立孤独症康复学校的必要性。2003年9月，退休教师宋辰辰带领自己的女儿女婿，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创办成立了山西省第一所民办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太原虹升特殊教育学校，注册资金23万元。
然而，学校成立之初便表现出了先天不足之症―――很快，除了租房、聘请教师，送教师外出接受专业培训，学校的前期投入资金已所剩无几。孤独症儿童的训练需要大量的器材辅助，为了保证正常教学，大部分器材都是由老师们自己动手制作而成，有一些则是孩子家长捐助的，而给孩子们购买的玩具则是赊回来的。刚刚开学的那个冬天，天天有人到学校催款，宋辰辰一家人就在窘迫中艰难前行。
随后的几年里，学校又陆陆续续投入资金10多万，宋辰辰负债累累。但由于教师工资太低，学校逐渐从内部瓦解，加上学校收费太低，入不敷出，到今年年初，宋辰辰不得不停办学校。惟一让宋辰辰欣慰的是，在她训练过的30多个孤独症儿童中，两个上了正常的幼儿园，两个进入正常小学学习，1个在弱智学校就读，其余的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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