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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眼里，妈妈是孩子憩息的天地；在妈妈眼里，孩子是妈妈的希望。——何颖
何颖，今年30岁，是义县白庙子乡一位普通的农妇，8年前儿子的到来给他们夫妻和两家老人带来了许多欢乐。儿子雨雨（化名）白白胖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一岁那年被发现没有听力。那天，雨雨跟爸爸在园子里种菜。当何颖喊儿子名字叫他回来时，儿子没有反应。这时，何颖突然想起同村的一个孩子曾说过“你们雨雨聋”。她急忙回屋拿来铁盆在儿子身后敲了几下，他好像一点都没听到，何颖又使劲敲了几下还是无济于事。可怕的预感重重地压在何颖的心头，难道孩子真的是聋吗？于是她和丈夫带儿子去市内最大的医院检查听力，证实是耳聋。大夫开了药，说吃几个月就会好了，何颖的心稍微稳定了些。给那么小的孩子喂中药相当费劲，每次都是个把小时的哭闹，听着就让人心疼，但何颖还是坚持了几个月，希望能奏效。可是时间慢慢过去了，孩子的耳聋没有一点好转。
转眼雨雨就三岁了，何颖夫妇又带孩子到沈阳医大做进一步检查，结论是神经性耳聋，目前根本无法医治。这个诊断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何颖全部的梦想。回到家，全家人坐到一处就是一个劲儿地流泪。看着儿子那双会说话似的眼睛，何颖在夜里又大哭了一场，她跪在地上乞求老天爷把自己的耳朵换给儿子。
在泪水的背后，是何颖那颗谁也无法撼动的决心：一定要带儿子走出这个无声的世界。大夫说雨雨的病可以先配助听器，再进行语言训练。在农村“聋就是聋”的老话传了一辈辈，而且也确实没有康复的先例，加之助听器的价格又太贵，何颖刚提出给雨雨配一个就遭到了老人的反对，但是倔强的何颖哪怕有一点儿希望也不放过。她东拼西凑给儿子带上了助听器，这只是一个物质准备，更重要的任务是语言训练。对于何颖这个文化水平有限的农村妇女谈何容易，真的无从下手。
雨雨一天天地长大，那渴望求知的眼神让何颖无法回避。母亲的天职就是要挽救孩子，“我要教他说话，创造奇迹”这句话她在梦里喊了不止千遍。她先买了一些图画书，每天教雨雨数数、认词语、讲故事，不管雨雨听懂听不懂，故事一讲就是十遍、二十遍，什么《小红帽》、《美丽公主》。起初，雨雨的表情很平淡。有一天当何颖给他读雷锋的故事，讲到悲苦时，何颖忍不住流泪了，雨雨的神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跟着她的口型和声音一起说：“妈妈”，尽管声音很小、很颤，何颖却听得真真的，做了三年的母亲，第一次听到儿子喊妈妈，何颖顾不得儿子转身就往外跑，她要告诉十里八村的人“我儿子能说话了”。雨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后面追妈妈。她这才想起儿子，回过头，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扶着孩子的肩膀，娘俩一齐又说，雨雨的声音照刚才大了些“妈妈、妈妈”。
每次孩子吃东西，何颖都不放过练习说话的机会。就这样，雨雨认识了不少水果、蔬菜甚至家禽、家畜和生活用品。渐渐地儿子的话越来越多，能和家人简单的交流，何颖也觉得更有了奔头。
除了认识事物，何颖还教儿子做懂事的孩子。有一次雨雨从外面回来说邻家孩子玩泥巴的事，何颖就告诉他讲卫生才是好孩子。何颖画了两幅画，一幅画上的小朋友满身都是泥浆，另一幅画上的小朋友就很干净，问儿子哪个好、喜欢哪个，雨雨用手指了指干净的小朋友。这对于普通健全的孩子是不值得一提的，但对一个聋儿而言就是明显的进步，他有了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春天，何颖带孩子到山上、田边、河套去看风景。虽然雨雨生长在农村，但要让孩子认识身边的生活环境还得从头开始。玩耍中，孩子看到花、草，兴奋得说个不停，生怕刚刚掌握的这个能力再被夺走。欣慰之余的何颖丝毫没有卸下心头的压力：现在家里人能听明白雨雨的话，可是真要和外人交流起来，他的发音还是不太清楚。
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颖遇到了有丰富语言训练经验的赵桂英老师。看到雨雨，赵老师说：“这孩子再好好训练一年正好上学。”这时雨雨已经七岁，到了适学年龄。摆在何颖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经济问题，学费、车费，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一个月就得五六百块。夏天，丈夫到外面打短工，再从亲戚朋友处借点，一个月一个月地推着往前花。钱的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又来了。赵老师家在县城，距离何颖家有40多里地，就是坐大客也得一个钟头。冬天天短，娘俩早上天不亮就得赶车，回到家都是掌灯的时候了。赵老师看他们母子实在太辛苦，就提出让孩子住在她家。雨雨就连睡觉都没离开过妈妈，何颖要走时，雨雨抱着妈妈的腿大哭大闹，但何颖终于还是狠下心转身关上门离开了。一年很快过去了，雨雨有了明显的进步。何颖带儿子到市内修理助听器时，雨雨还给工作室的阿姨背诵儿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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