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使命”让李娟决定继续走下去。“我从没觉得自己在做生意。”李娟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智障女孩段方艳，说，“残疾儿童不应该被抛弃，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20岁的段方艳右腿右手残疾，父母也是智障，家境非常困难。在学校就读的几个月里，学校每月只收她120元，但她家至今还欠着学费600元。像段方艳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有时，李娟会遭到人们一些善意的取笑：“你这样还怎么办学校？”

    可李娟指着段方艳说：“像她这样的，你忍心不让她来吗？”而这个智障女孩只是傻笑着，嘴里反复念念有词：“老师，上学。”然后看一眼背后空荡荡的教室，又说：“老师，没。”在学校不得不关闭后，这个只会说一些简单字词的女孩经常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在街头游荡，但每天，她还是习惯性地要到学校看上一眼。

    身体无法直立、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男孩李福星也赶来学校。他行走时，是依靠一只高脚板凳“咣咣”地挪动，将胸部压在板凳上，双手紧扶板凳，拖动下肢前进。李娟头也不抬就知道：“李福星来了。”因为这“咣咣”的声音她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这个20岁的男孩也对这位校长感到亲近，他把合影里的李娟单独剪出来藏在钱包里，说：“这是我的偶像。”

    在一幅挂历的后面，他双手颤抖着写自己在学校学会写的名字，等他歪歪扭扭地将3个汉字写完，口水已经在纸上淌出一尺来长。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这个男孩身上散发着异味，但李娟却似乎毫不在意，只是叮嘱他：“回家后记得换裤子，还有，记得要洗屁股。”

    尽管从2005年开始，当地的公立残疾人学校开始免费招收智障儿童，但在目前，像李福星这样生活不能自理的学生还不在招收之列。每每看到这些没学上的智障孩子“脏兮兮地爬来爬去”，李娟总会很难过，即便少收费也会收下他们。

    然而她的学校境况开始恶化。部分孩子转去了公立学校，部分孩子因为家庭困难不再上学，还有一些孩子拖欠着学费。到2007年，这里只剩下16个学生。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从2003年起，每年这位年轻的校长都要上街去搞募捐。每年的“世界残疾人日”，她总会带着学生，去演讲和表演节目。她还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演讲时要尽量投入感情。她曾经把一些中小学生感动得“稀里哗啦”地哭。

    但募捐来的钱却越来越少了，从开始的三五千元到后来的一两千。每次募捐完毕，看着募捐来的钱物，他们忍不住在寒风中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太难了！大家似乎越来越无动于衷。”李娟摇着头黯然说。几年里，她几乎跑遍了市区所有的商铺和机构，但是，已经有过一次合作的便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对方觉得，“上一次报纸和电视就够了。”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资金支持也渐渐少了。2004年，李娟的学校里曾坐了满满一院子的市里各级领导，离开时他们挨个握着李娟的手说，“你辛苦了！”一位市里主要领导还郑重叮嘱：“有什么困难找政府。”

    8年里，政府支持春雨学校的钱物折合起来总共约1万元。其中包括2005年当地民政部门拨给春雨学校安装空调的5000元，这是李娟收到的最后一笔来自政府部门的资助。

    李娟再也没钱聘请老师了，只好跟妹妹两个人白天黑夜轮班。妹妹李娜原本在工厂上班，5年前被姐姐拉来帮忙。

    陷入困境的李娟一度找到领导寻求帮助，但对方似乎更关心她的学校“证件全不全”，资质合不合格。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也善意地劝导她：“还是别办了，干啥不好。”另一位负责人更是表示：“不要做能力之外的事情。”

    2007年10月30日，一年来备感孤立无援的李娟终于“崩溃”了。那天，一个智障学生竟拴一根电线从三楼滑到二楼楼顶的凉台上，有人好心提醒李娟：“不行就别干这个了，要是孩子万一出了事还得负法律责任。”

    李娟终于心灰意冷。“我没用，我投降。”她苦笑道。

    她打电话叫来学生家长。尽管所有的家长都表示反对，有家长甚至说“李娟，你太绝情了”，但她还是决定关闭学校，“该散就散吧”。10月31日，最后一个孩子被接走。

    妹妹李娜怕她反悔，让她当天就卖掉学校的桌椅和设备。“终于解脱了，”她对自己说，她可以做回一个正常的女人。这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照顾6岁的女儿。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李娟每天都会接到家长打来的电话，问她什么时候重新开学。

责任编辑：

flyzx

读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