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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新会
小时侯,由于患小儿麻痹,左腿残疾的我,童年的记忆之中,满是父母带着我到处看病的印象,经过几次手术,我能够走路了,能够上学了。但是,看着别的孩子活蹦乱跳快乐奔跑的样子,再看看仍然留有后遗症的我,爸爸妈妈总是躲着我偷偷地流泪。在那个时候,我就朦朦胧胧的幻想:“将来自己长大了,要是能办一个专门招生残疾孩子的学校,让所有的和我一样的残疾孩子都能够在这所学校里得到康复学习,没有歧视,没有自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那该有多好呀!”
97年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过程中,四处碰壁,托遍了能托的人,找遍了招工单位,也没有找到愿意接受我的单位,求职的艰辛,让我更进一步体会到了残疾给自己带来的不便,同时也让我又重新想起了一定要为残疾孩子做点事情的理想。后来,在残联部门的帮助下,我系统的学习了聋儿康复的知识,另外一个城市的残联部门,想让我到他们那里当一名教聋哑孩子学说话的老师,但是,工资却非常的低,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而就在这个时候,家里人通过关系,也帮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到一个效益不错的单位当打字员,每个月有600元的工资,面对选择,我犹豫了,要养家糊口就要选择工资高的,但是,为了理想,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家乡,而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当一名教聋哑孩子学说话的老师。
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确实非常残酷的,我到聋儿语训中心刚刚干了两个月,语训中心却因为体制的问题和教学质量的问题关门了,我又重新回到了无所事事的空虚生活之中。妈妈和哥哥再一次去找那个当初表示愿意接受我当打字员的公司,希望他们能收留我,而我却下了决心,还要当聋儿语训老师,并且要自己把这所学校重新办起来。
一个刚刚走出校门儿,丝毫没有社会经验的残疾青年,要想在异地他乡创业,并且是从事一种鲜为人知的行业,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全部家当,也只有从残联部门接手的他们以前用过的七张破床、五个小凳子,两口锅,四个塑料小碗,没有房子,我们每个月掏150元租了三间平房,老师只有我和我的一名同学,母亲担心我们支撑不起来,就辞去工作到漯河,在我们这里当起了厨师和保育员。
然而,房子有了,老师有了,却没有一个学生,无奈,我们只好拿着残联部门提供的地址,亲自到聋孩子的家里去做思想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是一项全新的新兴工作,很多聋儿家长不相信,很多人都把我们当作了骗子,挡着路不让我们进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给他们承诺,先免费训练,等孩子学会说话之后再交钱等等,如此苦口婆心的动员,才有两个聋儿家长愿意让孩子去试一试。
如何走出困境,我想了很多办法,如拉赞助,找新闻单位进行宣传和呼吁等等,但是,很快就又发现,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别人对你和你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甚至持怀疑态度,根本就不会有人理你,想拉到赞助更是异想天开。
无奈,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沉入寂寞之中吧,好好教学,只有真正教出成绩来,让事实说话,才最有说服力。
然而,想在教学上取得突破也很不容易,聋儿学说话,所发的每一个音都有其独特的口型和正音方法,而过去陈旧的教学方法、正音方法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教聋儿学说“冬天”,两个字,正常人说“冬”字和“天”字都是张口音,发音结束时嘴巴是张开的,而用这种方法去教聋儿的时候,聋儿竟然都说成了“肚体”,一时间,如何在正音方法上取得突破,又成了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我们发现,发“an”音时,在发音结束时咬住一点舌尖,就会很清楚;而解决发“ang ”的音的困难就更为偶然,一次偶然的机,晚上陪母亲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出马金凤老师演唱的《穆桂英挂帅》,我发现,著名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唱的那句“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中的最后一个“东”字,居然用的是鼻音,也就是口型结束时闭着嘴,用鼻子发出的声音。我就立刻就把两个已经睡着了的小孩儿从床上叫起来,用新的方法叫他们学说这个字,结果十分的成功。
就是这样,除了书本上已经有的方法和知识外,我和我的老师们还处处观察、处处学习,很快就总结出了一整套通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老师们的努力下,孩子们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俗话说“聋哑说话,铁树开花”,过去一个字也不会说的聋哑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会说话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过去怀疑过他们的许多聋儿家长又把孩子送到了我们的学校;过去认为他们是骗子,堵着门不让老师进屋的家长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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