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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化导致中国青少年面临心理疾病困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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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晓鹏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加入时间：2006-3-20 |
随着众多公有单位的解体，原来在单位大院的孩子被分散到各个商品住宅小区中。脱离熟人社区后，本来在家庭里已经形单影只的“独生子女”们在自家院子里也知音难觅。
交通环境更加复杂了，单位和学校也可能变得遥远了，学习竞争愈来愈激烈了，于是，无论在家里，学校里，还是在上下学的路上，许多孩子几乎都有家长和老师在全程监护。
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放置在成人的眼皮底下后，要么提前早熟，要么独自面对成长的困境，并可能患上各种心理疾病。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李钰刚刚从补课老师家里出来。忙碌一天的李钰出门后打了个冷战，直到现在她才感受到了今天气温的下降。她深吸了一口气，向公交车站走去。
等了近5分钟后，李钰上了回家方向的车。
坐车回家大约需要半小时的时间，这也是她每天上学路上需要花费的时间。事实上李钰家旁边就有一所初中，但她的父母托人联系了现在这所离家较远的学校，因为这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多。
李钰的父母曾经想在她学校附近租个房子，但被李钰拒绝了。她对父母说不需要这样费事，但事实上李钰有另外一层考虑。
想摆脱全程监护的处境
真正的原因是她很享受这半个多小时的路上时间。“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睡觉时都没有这么放松。”李钰说她昨晚做功课做到后半夜两点，而这对她而言是“家常便饭”。“有时睡得很轻，会突然间以为自己功课没做完而醒过来”，她说。
12岁的李钰表情木然，她说这是自己在放松脸上的神经和肌肉。车上人不多，李钰习惯往车窗外望。这对她而言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户外时间”。除此之外，李钰大部分时间呆在屋子里——家、教室、补课老师的家。
“可能我喜欢这种氛围，夜色是冷寞的，这更贴近我的心境，让我觉得亲切。”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令她不开心的事，但李钰也找不到令她开心的理由，她觉得这种孤独情绪已经成为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李钰很难回想起她以前有什么样的特别快乐的时光，在没上学之前她就开始学钢琴，上小学后开始上奥数班、英语班，现在上初一的她每周要补3门功课。这是她对自己放学后时间的总结。李钰说今年除了春节时父母让她休息了几天，其他时间都在忙着。
李钰说父母对她的成绩还算满意。她的母亲经常跟她的班主任老师联系，有时打电话、有时直接到学校里去，包括找李钰的任课老师沟通。
“一般还好，但在他们面前我没有任何隐私，你知道吗？没有自己的空间。”李钰说，无论她的任何事情，他的父母都了如指掌，包括在家里和学校。李钰在小学五年级时曾经因为妈妈看她的日记而大吵了一次。“但没什么效果，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双方就渐渐妥协了。”李钰说她知道她妈妈现在还悄悄地看，有时还有意无意地看她的书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吵过几次后李钰也就不怎么强调“隐私权”了，“那些权利离中国的孩子太遥远。反正也没有他们担心的那些事情出现，看就看吧。”
李钰有一个掌上电脑，里面装了一套英文学习软件。这是他爸爸让她在车上背单词用的。但李钰很少用它，对她而言，这半个小时是她惟一可以透口气的时候，她想逃脱的是被严密监护的生活。
“完全监控”下的成长之不能
和李钰一样，14岁的林超最近总会情绪低落，有时甚至会落寞地流泪。他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糟了。
那是一节英文课，他知道他的同桌刘莉带了一件玩具，就在她的文具盒里。他拿了出来把玩，结果让老师发现没收了。下课后刘莉大发雷霆，在全班同学面前呵斥了他，心虚的林超当时无言以对，不知如何应对。
林超不知道该如何与同学交往，从小到大很少参加体育活动的他给人笨拙的感觉，男同学对他友好的推搡让他在东摇西晃中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种互动来推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只好以笑容回馈，但他得到的是同学的轻视。
林超越来越频繁地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他认为这归罪于父母。
林超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在他出生之后，父母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天才儿童。从胎儿时期开始，他们就为林超安排了各种教育。当他三岁半的时候，母亲开始向他灌输解方程的概念。对孩子的教育，他们崇尚越超前越好。上学之后，父母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林超的学习上，为他打造了每周七天的学习计划。
林超在生活中的所有决定都被父母接管了，除了学习，父母禁止他做任何事情，他不知道邻居姓什么，也从来没有在楼下玩过。直到林超14岁，洗澡、系鞋带这样的事情仍然是他妈妈帮他完成的。他很少跟同龄人游戏，他的所有时间都在学习，他的交往对象仅限于父母。
情绪的恶化开始于小学高年级之后，进入青春期的林超发觉自己是如此的孤独，经常处于一种受挫的状态中。面对同学，他想主动说些什么，但经常不知道如何张口，这使他经常处于一种落寞与孤独情绪当中，性格也开始变得胆小怯懦。
这种境况让林超在家里时脾气变得暴躁。随着年级的升高，父母对他的“监控”越来越严格，这让林超感觉到痛苦，并开始和父母吵闹。抑郁的林超在情绪发作时经常通过摔家里的东西来发泄，但这不能让他感到任何的慰藉。对将来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恐慌，但对现在的生活他也没有任何的眷恋。
没有玩伴的情感缺失
李钰和林超并非个别现象，在中国与他们相类似的孩子越来越多。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类似如下的景象愈发呈现于成人面前：孩子们双手支腮安坐于角落里，面无表情、目光迷离，对于身外的刺激他们往往瞥过一眼后便再不理会，忧郁在他们周围的空气中凝聚，这些纯洁的天使似乎在一夜之间丧失了他们所有的灵动与生气。
这种被抑郁孤独的情绪感染的孩子数量空前众多，他们多集中于竞争激烈的大中型城市，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白领也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对他们而言，传统“童年”概念里的美好经历在他们这代人的经历中很少复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被家长更多的干预和设计，这种设计的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患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比例为20%，这意味着当你每被4个灿若阳光的孩童笑容熏染得身心愉悦后，便要为另一个孩子的忧郁而感伤。而在中国这样城市化速度很快且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度，普遍的说法认为，孤独孩子的数量会相对更多。
孤独情绪损害了儿童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他们被过早地套上了学习枷锁，成了家长和学校的“囚徒”。这使他们的成长方式发生了转变，即由过去的群体的、活动的、自发型的，变成了孤独的、安静的、被迫型的生活。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这种形象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家庭中没有儿童伙伴，也就是兄弟姐妹的缺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说。
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的普遍，使都市中孩子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儿童伙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家庭中的儿童伙伴对孩子成长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这表现在方方面面。”周孝正说。
周孝正认为，家庭儿童伙伴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教育，这种情感教育并非是单一的。人的情绪非常丰富，他会在这里体验各种情感，比如分享。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在家中是不存在分享的，因为除了他之外都是成年人。但分享这一品质却很关键，但没有家庭儿童伙伴的孩子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品质。
“家庭中的儿童伙伴有很多的作用，兄弟间闹矛盾了，一方会有挫折感，另一方则会产生成就感。但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通常又是有度的，不会严重，这是种尺度的把握。”周孝正说，正是这种家庭中儿童伙伴的交往，成为对儿童人格形成的一种必要的环境。对于这兄弟姐妹的作用，别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这种有尺度的儿童伙伴交往有助于儿童对各种情感的体验和认识，并学会正确地处理和对待。
“在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挫折的体验，孩子在进幼儿园、学校之后是无法补上这一课的。”周孝正说，在对儿童成长过程中，兄弟姐妹是家庭外的儿童伙伴所不能替代的，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周孝正把这称为一种“童子功”，缺失之后无法弥补。
极度关注下的灼伤
与周孝正的“童子功”说法相类似，北京儿童少年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郑毅教授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儿童心理成长。“对于儿童的心理，一旦问题形成，年龄增长之后就很难改变了。这就像是小时缺钙而得佝偻病，无论你长大后如何补钙都无法矫正了。因为关键期、可塑期已过。”
而同是作为独生子女，现在的儿童与那些现在已经步入成年的早期独生子女相比，他们的交往范围更加局限，他们不再像以前的孩子那样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甚至同学之间在学校之外也很难聚在一起。
只有一个孩子，这增加了父母的不安全感，他们会更小心翼翼地看护自己的子女，不但父母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甚至祖父母辈的期望也全部压在这一个孩子身上，这种压力形成对孩子的压迫。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与转型期间，身处之中的孩子父母本身就处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这种使他们自身安全感的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比如情绪的焦躁，会或多或少转嫁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他们的养育方式往往具有极强的功利色彩。
郑毅表示，现在很多孩子是在父母的设计、“监控”下，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时期成长的。父母的设计和“监控”是对的，应该负有这样的责任。但父母的养育理念有问题，他们对社会的激烈竞争理解为文化知识的竞争，过分强调了知识教育、文化教育，从而出现了“知识消化不良综合征”，而对能力、社会性、孝心、同情心、责任心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缺乏。
知识消化不良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它最大的问题是压抑了孩子的上进心、好奇心、责任心，进而致使孩子出现了厌学情绪。
而与此相关，学校教育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9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甘肃和河南6个省(市)进行了“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调查发现，无论是平日还是周末，中小学生在写作业时间上的超标比例均超过一半。其中小学1～6年级学生2005年周末作业时间超标比例达70%以上；57.6%的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苦恼；近一半中小学生2005年暑假参加过培训班。
不快乐的少年生活，为他们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15岁的封涛与林超一样备受学习困扰。就在一周前，因心情抑郁而要跳楼的他被父母拉了回来。
对封涛而言，他没有周末。即便在春节，父母也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给他放了一天半的假。其它时间，他除了上学就是在补课。
从上初中开始，封涛的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失眠，食欲时好时坏，经常摔砸家里的东西。但父母并未因此给他减轻学习的压力。
封涛认为自己是台机器，没有生命，不为自己活着，他认为结束生命是一种解脱。
在中国，因为孤独抑郁而患有行为问题的儿童越来越多，这已经开始引发人们的忧虑。
在儿童期，这些行为问题常常属于家庭范围内的调节和适应困难，因此往往与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式密切相关，体现在抚养、教育、管理等方方面面。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精神障碍会增长50%，成为最主要的五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之一。而在中国目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状况也非常严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王玉凤告诉本刊，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达到21.6%至32.0%，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包括三部分组成。首先是重度精神病症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这部分所占比例很低；其次是精神障碍患者，这包括常见的多动症、儿童抑郁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焦虑症等；第三则是一部分精神疾病高危人群，所谓高危人群是没有达到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已经开始具有其中的一些症状表现，如果任其发展则会转变为病症。
3000万儿童，尽管这个庞大的数字已经让人忧心忡忡，但实际情况可能远不止此。
刘津博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办公室主任，她告诉记者，“3000万”这个数据已经用了多年，这个数据本身也只是一个估算，关于儿童精神卫生方面，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只能通过各地所做的一些局部调查来估算。
“3000万是最保守的估计，实际人数可能扩大到5000万。”刘津说。
如果从总体上无法了解准确的数据，从一些局部调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势态发展的严重。
2005年上海市妇联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市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达21%～32%。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从1984年以来，对北京市某些城区的小学生作过四次儿童行为问题患病率调查，1984年为8.3%，1993年为10.9%，1998年为13.4%，2001年则增长到18.2%。尽管这四次调查在选择区域时前后有所变化，但它所反映的增长态势无疑是严峻的。
这意味着，如果以以上比率推算，在中国3.4亿儿童青少年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孩子正在遭受着心理煎熬，这听起来令人沮丧。
让人忧虑的是，诸如多动症、焦虑症、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所瞄准的“侵犯对象”越来越低龄，“来到世间便开始遭受苦难”在这些孩子身上一语成谶。
刘波今年10岁，在学校里他很少与同学交流，老师在课堂让他回答问题时，无论是否知道答案他都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久而久之，老师减少了提问他的次数，而他也变得越发安静。刘波的妈妈说，从6岁开始，刘波开始变得怕生，不愿意接触人，即便是亲属的孩子来了，他也有意无意地回避。直到不久前，刘波的妈妈看到儿子在一张纸上写着“活着没有意思”时，才开始觉得问题的严重，带着他去医院做心理检查，刘波被诊断为儿童抑郁症。
刘波所处的年龄正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异常，通常不会自动恢复，从而直接对其性格造成重要影响，导致性格压抑、心灵创伤，阻碍他们社会性的发展和交往能力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成年。
这种抑郁症往往还是自杀的先兆。因为无法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面对挫折，很多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或者步入社会后会产生轻生的想法。目前精神障碍和自杀已经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0%，居各类疾病之首。
那些身处不幸中的人需要帮助，但情绪障碍与行为问题的低龄化往往使这很难做到。
“孩子心理问题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家长通常不会给以足够的重视。”刘津的临床诊断经验告诉她，目前中国大部分家长不会把孩子的情绪异常当成一种疾病。
而这往往会使事情变得很糟。
病耻感让一切变得复杂
对心理疾病的忽视和回避，让孩子更加孤独
John B Sikorski博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儿童精神病中心的医生，他长期从事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2005年11月16日，他来到厦门市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他说：“儿童精神疾病治疗的最大障碍是病耻感，患儿自己不能接受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家长害怕别人知道孩子的病况，周围的人也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这种普遍存在的病耻感所带来的危害比任何一种疾病本身的危害更令人担忧。”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博士深有体会“现在普遍的人群不把这视为一种病，所以即便他的孩子出现这样的症状，他也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很多家长直到看见孩子的成绩下降后才开始重视起来。“这就是病耻感在作祟。”刘津告诉记者，当家长决定带孩子到医院诊治时，通常他们会选择去儿童医院或者是综合医院的儿科，之后是神经内科、内科、中医科……“等所有的地方都试过之后，他们才会选择到儿童精神科就诊。”这期间家长和孩子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邵佳聪在9岁被诊断为“多动症”之后，开始尝试了不同的门诊，四年之间，单中药费用就达数万元，但效果甚微。即便如此，在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儿童精神科之前，他的父亲仍然犹豫再三。
“病耻感对我们的治疗有很大的阻碍。首先他不会在患病之初就选择看精神科。等他来时，患儿已经有了好几年的病史。”刘津告诉记者，不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使很多孩子病情变得复杂，出现合并症。“比如一个孩子，初发病时是多动症，之后与家长关系不好，最终导致对立违抗障碍，开始影响他的社会功能。结果等成绩下降之后，又合并了学习困难，进入青春期后又合并情绪障碍。四种疾病合并，诊治起来已经非常复杂了。”
病耻感让患儿及家属难以真正配合医生的治疗，对治疗的依从性造成很大影响。很多家长在患儿刚刚有所好转后，便不再情愿带孩子到医院里去复诊和按时服用药物，他们担心经常出入精神疾病医院会对孩子的幼小心灵造成伤害。
但刘津觉得真正无法接受的人不是孩子而是家长，作为监护人，家长不断地向孩子灌输一种不正确的意识，视精神疾病为难以启齿的事情。
在很多家长为病耻感所困扰的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个备受煎熬的家庭，他们为寻找适合治疗自己孩子病症的儿童精神病学医生而苦恼。
2006年3月10日下午6点，医院的大部分员工早已经下班，研究员王玉凤仍然在儿童精神科门诊看病人，记者看到，等在门外的家长和孩子仍然很多。
到这里来看病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从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希望医生为他们安排20分钟时间。
专业人员的稀缺，让本已不幸的人们更加无助。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掌握数据，目前中国职业儿童精神病学医生人数不足150人。在患儿人数3000万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每20万儿童分享一位医生的服务。
当然，这里没有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学校里的心理辅导老师，以及儿科医生。但即便包括他们，同数量日益庞大的患儿数量相比，也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儿童精神病学医生的数量增长极为缓慢。对于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而言，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儿童精神病学医师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首先必须成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医生，熟练掌握那些典型的成年人心理疾病，因为相对于成年人的疾病状况，儿童的症状往往不明显、不典型。
由于儿童理解能力的欠缺，医生很难从患儿的口中得到他需要的信息，只能依赖父母的讲述和医生自己的观察，这无疑增加了诊治难度。
刘津告诉记者，一位医学院的毕业生要想成长为一名可以被人信任的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至少需要经过六年的培训和锻炼。
但即便一名经验丰富的儿童精神病学医生仍然会觉得力不从心。“看一个儿童所用的时间要比看一个成年病人多得多。这使一名医生一天只能接待很少的病人。”刘津介绍，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家长带孩子过来，却无法得到医生的接待，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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